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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重點 防制性倫理重在消極防弊：遵守法規與組織規範，禁止、預防及矯治貪污濫權等不當行為。 促進性倫理重在積極興利：主動思考公共利益，善用行政裁量，實踐公平、正義、良善等公共價值。 分類要看行為的重心：重在「不得做壞事」偏向防制性；重在「主動做好事、實現公益」偏向促進性。 合法只是基本要求：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，倫理要求高於法律；法律治標、倫理治本。 核心觀念 一、防制性行政倫理：以規範約束預防弊端 防制性行政倫理（defensive administrative ethics）又稱消極性行政倫理，關切如何防止行政人員違法失職、貪瀆濫權或發生利益衝突。其重點是遵守法律、行政規範與組織紀律，目的在於禁止各種違反倫理的行為，透過禁止、限制、監督及矯治，維持公務行為的基本界線，促成消極性質的倫理行為。 「消極」是指以避免不當行為為主要目標，並非表示沒有價值或不必推動。杜絕貪污、矯治貪瀆濫權、潔身自愛與不貪瀆，均屬典型內容；但僅做到這些，尚不足以涵蓋行政倫理的全部要求。 廉潔與利益衝突防範：依法申報財產、遵守旋轉門規範，以及不接受有職務利害關係者的邀宴。 職務與行為限制：非依法不得兼職、不涉足不妥當場所，以及不在上班時間從事或談論政治活動。 判斷焦點：行為若以「禁止、不得、限制、遵守、避免、杜絕、矯治」為主要內容，通常偏向防制性倫理。 上述項目用來辨識倫理類型；個別行為是否違法，仍須依適用規定與具體事實判斷，不能把分類例示直接當成毫無例外的法律禁令。 二、促進性行政倫理：以自主判斷實現公共利益 促進性行政倫理（affirmative administrative ethics）又稱積極性行政倫理，要求行政人員超越最低限度的守法與防弊，培養正面積極的思維，對公共事務作倫理判斷，並採取有助於公共利益的行動。其範圍不限於組織內部不法行為的探討，更強調對社會多元價值的追求與反思，例如政策是否公平、決策是否照顧不同群體，以及行政作為能否實現社會正義。 善用行政裁量權：在法定權限及法律界線內，衡量個案差異與公共價值，選擇適當作法。這是最能體現促進性倫理的作為；積極裁量並非任意行事或規避法律。 實踐公共價值：促成行政行為的公益性、審議決策是否有益社會平等、實現社會正義、擴大公民參與，並追求、反思社會多元利益與價值。 主動履行倫理責任：踐行文官核心價值、忠實履行職責、善盡忠實義務、服務公共利益，以及超越個人政治理念而公正執法，均可呈現積極的倫理實踐。 提出意見與揭發弊端：對長官職權命令主動陳述意見，或基於公益主動揭發、檢舉機關內部不法，展現行政人員的自主判斷及責任承擔。 促進性倫理不是由上級機關負責推動即可。制度、主管與組織文化固然重要，但其核心在於每位行政人員自身主動反思並付諸實踐，不能把倫理責任完全交由上級負責。 三、兩種倫理的比較與判斷 比較面向防制性倫理促進性倫理 別稱消極性倫理（defensive）積極性倫理（affirmative） 主要方向消極防弊，避免不當行為積極興利，實現公共利益 核心問題哪些行為應禁止或矯治？應如何運用職權做好公共服務？ 主要依據法規、禁令與組織規範倫理反思、公共價值與責任判斷 關注範圍組織內部不法與違紀行為社會廣泛公共價值與多元利益 典型作為杜絕貪污、矯治濫權、申報財產、旋轉門、兼職限制、拒絕利害關係人邀宴善用裁量、踐行核心價值、實現社會正義、擴大公民參與、公益揭弊 兩者相互補充，行政人員既須守住規範，也須積極實踐公益。作答時應辨認選項的主要意涵：同樣涉及弊端，「不貪瀆」「矯治貪瀆濫權」著重禁止與自我約束，偏向防制性；「基於公益主動揭弊」著重主動承擔，偏向促進性。 促進性倫理所深思、反省與實踐的是公平、正義、良善等多元憲政價值。績效不屬於此類憲政價值：追求卓越績效雖可表現積極任事，但績效偏向管理效率的概念，不能直接等同公平、正義、良善，也不能單憑效率或成果判定行政行為合乎倫理。 四、行政倫理與法律的關係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，倫理的道德標準高於法律。法律以明確規範建立可由公權力維持的行為底線；倫理則進一步要求良心、自律與公共責任。因此，守法是基本要求，不能據此認定行為已完全合乎倫理。防制性倫理多以法規形式呈現，正對應這條「底線」；促進性倫理則是在底線之上的更高要求。 比較面向法律倫理／道德 主要作用以外在規範約束行為以內在自律引導判斷與行為 維持方式制度與公權力制裁良心、道德責任及社會評價 要求層次最低的行為底線較高的行為理想與責任 治理定位治標治本 合法不一定合乎道德，法律也無法涵蓋某些道德面向。此外，「法律所禁止的行為一定不合道德」過於絕對：法律包含技術性、程序性等規定，法律判斷與道德評價並非完全重合。「法律是最低道德標準」是概括性表述，不能推導成每項法律規定都與道德評價完全一致。 道德訴諸個人良心，單純違反道德不會受到公權力制裁，但仍可能受到良心譴責與社會批評。若同一行為也違反法律，則仍可能依法受制裁，不能以「屬於道德問題」免除法律責任。 常考陷阱 把廣泛公共價值的實現歸入防制性倫理：公平、社會正義、公民參與及多元價值反思，重點在積極實現公益，屬促進性；防制性重點在法規與組織規範的遵守。 看到「揭弊」就一律選防制性：「杜絕」「矯治」貪瀆是防制性；「基於公益主動揭發、檢舉」不法則是主動承擔責任，偏向促進性。 把積極作為誤當成消極作為：忠實履行職責、善盡忠實義務、追求卓越績效、服務公共利益、對長官命令主動陳述意見，都不是防制性的典型；有「不得、禁止、依法申報、不接受」字眼的才是。 把倫理推動完全交給上級：「應由上級機關負責推動」是錯誤敘述，促進性倫理要求行政人員自主思考與實踐。 把代表主流民意當成積極倫理：主流意見不能涵蓋全部公共利益，仍須考量少數群體、公平與多元價值。 把技術理性或絕對服從當成積極倫理：中立客觀與技術理性不足以取代倫理反思；「依法行政及絕對服從命令」偏向守規範，且忽略自主判斷。最能體現促進性的是善用行政裁量權。 把績效當成多元憲政價值：公平、正義、良善屬之，績效不屬之。 把法律與道德畫上等號：「合法必然合德」「法律所禁止者必然不道德」「法律涵蓋所有道德」均屬過度推論；「違反道德不受公權力制裁」則是正確敘述。 把倫理寫成治標：法律治標、倫理治本；前者重外在約束，後者重內在自律。 記憶口訣 「防弊守底線，促進求公益；法律重外律，倫理重自律。」遇到揭弊，記「杜絕矯治偏防制，公益揭弊偏促進」；遇到憲政價值，記「公平正義加良善，績效不在價值欄」；遇到法律與道德，記「法律最低、倫理更高；法律治標、倫理治本」。